河北省石家庄市纪委5月下发《中共石家庄市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婚丧喜庆有关事宜的通知》，严禁党员干部办理婚丧事宜过程中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 （5月27日 新华社）
乍一看，这样的规定有点不近人情，似乎矫枉过正。因为依据常识，反腐的重点应在约束公权，健全监督机制，而不是一刀切地把公务人员踢出正常人群之列，剥夺其正常人情交往的权利。
但是，规定针对的是领导干部，而揆诸现实，如此禁令其实也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身在体制内者可能都有这样的同感：领导办宴请你，你敢不去吗？礼金，你敢少送吗？尽管时下，上面对宴席已有量化标准，领导囿于规定，能摆的酒桌有限，没请你，礼金你就不送吗？所以，针对这种潜在的送礼惯性思维，用点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为在转作风上再获新战果而行的非常之举。
有一个常识必须注意，那就是规定和禁令总归是死的，不管规定和禁令如何严苛细致，都无法破解隐蔽的送礼和收礼方法。换句话说，只要敢送与敢收相结合，那么禁令和规定总归是约束乏力的。
想起一个段子，阿呆给领导送红包，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小意思，小意思。” 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阿呆：“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阿呆：“是我不好意思。”
也就是说，只要这样的送收意思存在，即便是禁令出台，也可能会出现高明的“下有对策”，比如走礼到人不到的路线。当年名噪一时的“表哥”杨达才，受审时就曾说，其500多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是“下属或者同学送礼”，就对相关现象可见一斑。
事实上，在时下中国，送礼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脱离了正常的礼尚往来范畴，而异化成了润滑关系的手段。所以，必须引导健康的礼尚往来以遏制这种风气，正如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言，“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对领导干部的“苛求”正是让社会重归风清气正的必要之举。
